关于贾章柯

1. 关于贾章柯

 五六年前的一个傍晚，学校文学社的几位师兄找了个小教室放电影，只有十来个观众，我坐在教室的后排，多媒体的屏幕上打出片名《小武》。
  一个名叫小武的小偷出现在尘土飞扬、骚动不安的小县城街道上，他努力维持身为儿子、朋友和情人的尊严，但这注定是一次失落之旅，所有关系都轰然倒塌，没有人需要他，最后他被铐在电线杆上，手无寸铁地，接受路人的目光拷问。
  看完之后，所有人的脸上带着相同的惊异和激动，过了好一阵，大家才能稍稍镇定下来，开始讨论，有人说“没想到能拍出这样的中国电影”，有人说“真实，太真实了”。
  大伙散掉后，还有人因为过于激动而独自骑车逛了一夜。
  现在的贾樟柯，已经成为成千上万电影青年的榜样，他为他们指明了拍电影的方向。
   
  像贾樟柯那样拍电影，意味着拍电影是现实的、平民化的行动。
  扛台DV机，找一帮朋友就拍了起来，也能拍出令人激动的作品，这给了无数缺乏资源的电影青年以极大的鼓励——拍电影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早年，他喜欢蹲在路边看来往的行人，他渴望走近他们，与他们交流，后来摄像机使他这一想法得以实现。
  他就像文德斯《柏林苍穹下》那个男天使一样，置身于一个个表情各异的面孔中时，他能听到他们心里的喃喃私语，懂得他们的疲惫、悲伤与无力。
  这个在山西汾阳小县城里出生并成长的70年生人，中学时加入到街道上的小混混队伍中，在打架斗殴与哥们义气中获得了快乐，“打扑克，蹲在街边看女孩子，然后站在那儿等仇人，打一架”，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混混。
  没有经历什么令人发指的苦难，没有惊人的传奇，是一个相貌平常、在小团体中充当老二角色的小人物。
  他的那帮哥们中，很多人后来仍是混混，从良的从良，被枪毙的被枪毙，只有他拍起了电影。
  小时候，他经常听父亲在火炉边讲自己去看拍电影的事情。
  几十年前一群少年跋山涉水前往观看，欢呼雀跃之后静静地站在山谷间看着，多年之后他向儿子讲起这件事，他似乎得到了拍电影的秘密，脸上有炉火的闪动，他说：“拍电影是要光的。”
  他当过文学青年，也曾跟着民间歌舞团四处走穴，跳霹雳舞，这段经历后来被拍成了《站台》。
  接着又学美术，准备考入某所美术院校，21岁的贾樟柯看了《黄土地》，“看完之后我就要拍电影，我不管了，反正我想当导演”。
  1991年到1993年，贾樟柯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上学，遇到了王宏伟和顾铮，他们成立了“青年电影小组”，1995年拍了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最初的放映反应让他备感失落，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干这个行当。
  后来《小山回家》获得香港映像节的大奖，他得到了一笔20万元的投资，他拿这笔钱回到汾阳拍了《小武》。
  这部片子确立了贾樟柯电影的基本风格：耐心的长镜头，日常细节的呈现，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贾樟柯直到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甚至不为那些既热爱中国又热爱电影的人们所知道，但他肯定地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工作者”，法国《世界报》著名影评人米歇尔·福东勇敢地用了“伟大”一词。
  《站台》则是贾樟柯对自己的八十年代的一次充满乡愁的回顾，这些经历像一块石头挡在他面前，他必须把它搬开，那里面“有青春的激动，孤单感，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那时候资讯资源没那么发达，交通没那么便利，但是人们对生活的热情更高”。
  影片的半自传性，再加上拍电影的特殊方式，《站台》是贾樟柯投入热情最多的、也是他至今最为喜欢的一部片子。
  拍摄时，剧组像流浪艺人一样，坐着敞篷车游荡，从太原一直到内蒙，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整个拍摄过程也是一次体验生活生命的过程，“现在再也不可能这样了”。
  中间有很多意外发生和灵感凸现，如果有人跟拍下来，应该是个很好的记录片。
  到《任逍遥》里，背景转移到了山西的大同，讲的是两个下岗工人的子弟，两个19岁的男孩，同样的迷茫而无力，盲目地消耗着青春，生活中隐晦的色情与暴力，最后两人很笨拙地去抢银行。
  然后是《世界》。
  《小武》描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与人群，《站台》是关于一个时代，《世界》则是讲一个空间，北京的世界公园那样一个空间。
  贾樟柯说，《世界》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一个幽默，世界不过是一个小角落，公园城市的光鲜陆离与在其中的人的实际生活形成反差。
  镜头对准的仍是一些底层人物：公园的保安和演员，工地上的民工，来京做生意的温州老板，沦落异国的俄罗斯女人，从农村赶来领儿子尸体的老人。
  这是贾樟柯第一部公映的片子，票房不甚理想，他自嘲是“非常过时”的导演，“拍一些谁都不爱的电影”。
  跟之前的三部电影相比，《世界》出现了一些不小的变化，剧情大为增加，以前平淡处理、非常克制的感情戏变得浓厚起来，从未有过的哭戏出现了两次。
  有人说，贾樟柯正在离他尊敬的导演越来越远，他所尊敬的导演比如布莱松、侯孝贤都以坚持简洁和冷静的风格而著称。
  不过，这也可以认为贾樟柯正在尝试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
  一以贯之的，是无处不在的现实感、真实感，《小武》里的喇叭喧嚣下一个沉默的村庄，《站台》里到私人煤矿下矿之前签的生死合同，《任逍遥》里电视上的申奥成功，《世界》里民工“二姑娘”从工地的高处摔下来，死了。
  尊严，是贾樟柯影片中人物的关键词，这些人没有权势，没有财富，也没有圆满的爱情，他们被忽视、被伤害、被侮辱，他们在漫长而艰辛的现实面前，会为了维护最后的、可怜的尊严，咬紧牙关的撑着。
  小武身为小偷但有着自己的原则，在歌舞厅里的音乐声中、在心上人的陪伴中获得一种暂时的尊严感。
  《站台》中三明拒绝上崔明亮他们的车，他知道自己不属于那群人，他宁愿缓慢地、艰难地走着。
  到了《世界》，赵小桃似乎在坚守自己的贞操，很有道德感，但是最后她只剩下身体的尊严。
  贾樟柯用坦诚的、老实的方式再现了我们熟悉的场景，然后让我们透过这些场景，感受到生存的艰辛、夹缝中的悲苦、动荡社会中的不安，以及种种挣扎的努力、虚幻的感动和安慰。
  这是他的电影，也是我们的真实生活。
  尽管早就看过他的照片，但见了面还是吃惊不小，当他歪歪斜斜地靠在椅背上，坦然地、毫无防备地看着你时，他给人一种很柔弱的感觉。
  也许正是这种柔弱使他高度敏感，使他能够去理解弱小者的喜悦和悲伤。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以前画过画，也写过小说，为什么选择拍电影，而不是写小说，不是画画？
  贾樟柯：对我来说，那两种形式限制特别大。
  我觉得电影，或者说所谓的艺术片，毕竟是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特别希望我所关心的人群的问题，那些底层人的生活，它们能够在一个更宽的范围里面被人关心。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最喜欢的是《站台》，我问了很多朋友，大家最喜欢的一般都是《小武》。
  贾樟柯：这个很难免，因为处女作聚集了一个人二十多年的能量，每个导演成功的处女作都是有奇怪的能量在里面的，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很多处女作都是对传统电影的反叛，都是对已有文化惯性的反叛。
  《小武》出来之前，没有人去关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面无可奈何的生活，甚至连县城那样一个场所那样一个空间也是荧幕上没有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空间，我自己也是。
  经济观察报：要反叛的具体是什么样的传统？
  贾樟柯：我觉得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忽视吧，对个人生命感受的一种忽视。
  不管我们身处在哪个时代里面，总有一种主流的对价值的判断，个人所经受生活的细节，个人的意识，个人承受的生活压力，在电影里是被忽视的，因为我们一直是集体的一种感觉。
  我可以给人物取各种各样的名字，之所以要用小武的名字为这个片子命名，是想回归到对个体、个人的重视上。
  经济观察报：在拍摄态度和拍摄方法上是否也有所不同？
  贾樟柯：导演角色的改变也是这个电影的反叛之处。
  之前的电影，你能看出来导演在教化别人，去解释生活，解释这个时代，他是一个强者，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一样。
  到我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把个人的感情——我是弱者，我也知道——想把这个时代受到伤害的、受到影响的，把它讲出来。
  我觉得这才是更靠近艺术本源的一种作用。
  电影是要调动特别大的资源的一个艺术，以前又跟 *** 贴得特别近，又像是一个 *** 行为，所以权力感在电影工作者的身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那种权力意识会表现在电影里面。
  我很讨厌俯拍。
  我尽量采取跟拍，跟人有一个距离，用长镜头这种方法，它是非常民主现代的一种方法。
  好莱坞的方法就是强迫观众看，现在要看你的眼睛，就给眼睛一个特写，观众的观看是被动的。
  长镜头不是绝对的客观，但它是一种态度，他让你自己在一个连贯的拍摄里面去选择你想看的，你去决定你自己的感情突出到什么方面。
  经济观察报：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贾樟柯：拍电影，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二三十个人用一段时间积极地去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去外地拍。
  大家一起去陌生地方拍电影的时候，一起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特别让我享受的一件事情。
  除了工作之外，自由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并不是有多少不自由，或者说你被限制什么的，而是说你要有心灵上的开放。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电影能够对现实产生影响，并使现实发生变化吗？
  贾樟柯：我觉得电影艺术是很独立的一种力量，来尽量平衡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这是能带来进步的?lt;BR> 我觉得艺术是很好的东西，它能拓展人的自由。
  比如九十年代初很多人强调要拍同性恋，拍边缘人群，正是有了这些艺术形式来讨论这些问题，来拓展我们生活的界线，拓展我们自由的界线。
  对同性恋问题，现在可以很公开地去讨论，可以有一个共识，要尊重他们对性的取向。
  这些改变都跟艺术最初的反叛有关系，我并不是夸大艺术的作用，而是说有了这个可能。
  我拍电影这八年里，看到我们曾经非常反叛的一些声音，逐渐变成了公共的意识，这特别好，这是电影人的能力和价值。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拍电影的动力吗？
  贾樟柯：很多人说你拍电影得那么多奖，得奖是不是你拍电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不是，而是艺术本身那种成就，最主要还是参与到文化工作里面，你看到它有效，也可能暂时无效，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一定是有效的。
  比如《世界》这个电影，我们探讨的是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个人的苍白感、无力感，一种被禁锢的感觉。
  我相信可能再过五年或者十年，就会有一种公共意识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那么快，我们应该调整节奏，我们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走呢？
  经济观察报：拍电影如何考虑我们身处的客观环境？你怎么理解这几年来有几部电影受到非常严重的批评？
  贾樟柯：我觉得不管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应该考虑语境，更通俗地说是宣传的环境，我觉得超越现在发展过程的一种创作可能是没有根基的。
  比如《无极》追求的是没有国家、没有具体地区的感觉，超越过程的感觉，包括跨国演员的使用，我觉得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都是不适合的。
  因为今天中国的艺术，仍然需要强调身份，中国电影的身份。
  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文化信心非常失落的时代，我们需要强调文化的身份认同，强调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中国文化的自信心。
  我始终会坚持在中国拍摄，这种文化责任是应该承担的。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好的电影，一是它们的商业能力不够，其次是它们受到了压制。
  这样一些影片的存在不被人认识，这之间就是文化出了问题。
  我以前从来不看美国商业电影，觉得没意思。
  现在九十年代出生的小孩，像我姐的孩子，都看美国大片。
  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资源开放之后，年轻人的那种文化认同更倾向强势，强势文化更有吸引力。
  这种变化很强烈。
  经济观察报：年轻人为什么会失去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就因为人家的更强势吗？
  贾樟柯：还有就是认识历史极少，我选演员时接触的年轻人特别多，这些孩子对中国历史知识的贫乏令人吃惊。
  所谓爱国、文化信心，都跟对历史的热爱有关系，但是这些孩子拒绝。
  比如谈到历史，最起码我会惭愧。
  我这两年一直在看历史书，我对民国特别感兴趣，在那个中国刚刚寻求现代化的时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干，很有戏剧性。
  对本来应该了解的历史知识或历史人物，我会惭愧，那些孩子不会惭愧，他会觉得今天的我们跟历史有什么关系，他也不愿意建立联系，特别是没有兴趣。
  这种普遍的态度是特别让人难以忘怀的。
  你没有思考能力，你只是一个喜欢消费的人，整个中国人的思考能力、判断力在下降。
  我觉得独立是从反叛开始，我现在非常强调反叛，更年轻一代缺少这种东西。
  经济观察报：你电影里面的人物给人很迷茫的感觉，比如《任逍遥》里的那群小孩，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都很茫然，也不去想。
  这是你对身边人的感觉吗？
  贾樟柯：是我对年轻孩子的感觉，我接触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如此。
  以前我们中学毕业以后，每个人设计自己的生活，有的学画，有的回家，有的准备当兵，不管初衷是什么，每个人都有方向。
  后来我发现更年轻的一代他们什么都不要，就那么待着，在回避真实生存的压力，生活得很平面，网络可以支持他们一年半年的生活。
  这种游荡，这种无所事事，对未来不做设计，是很多人的一种选择。
  也不说它好还是坏，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绝望。
  我相信这种绝望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逐渐变得不公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年轻人的孤单感越来越强。
  可能我的同学生下来他就是富的，因为他爸是开煤矿的，他什么都不用努力，他18岁可以开一辆车瞎晃，而我折腾半天又能怎么样？这种东西慢慢地变成绝望之后，自己的生活便任由时间去挥霍。
  经济观察报：你的每部作品都很现实主义，你没想过换个题材换个风格吗？
  贾樟柯：还是现实的要求，你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现实，是很焦灼、很残酷、很痛苦的。
  从一个导演的角度来说，从创作角度来说，我拍电影八年始终不离开现实题材，因为这个时期问题比较突出，等到社会过渡平稳、相对平缓之后，可能问题没有这么多，可能其他形式、题材也有。
  经济观察报：现实生活中，你拍的这些底层人物会喜欢看你的电影吗？如果他们都不爱看，你前面所说的通过电影来影响公共意识如何实现？
  贾樟柯：看的人会有一些，可能90%的人都不会看，但一个电影是否能够形成一种公共意识，并不在于多少人看过，可能只有五百个人看过。
  比如分享哲学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它的确会影响社会。
  电影也一样，当然电影是大众艺术，看的人越多越好，但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在于多少人，不在于我拍民工就让民工看，其实民工恰恰最不需要看，因为他本来就处在他的生活之中，他比我还了解。
  但可能是管理这些公共事务的人，或者说另外的阶层，会需要看这样的电影，这是对他生命经验的弥补，对他有影响，这是最重要的。
   

2. 贾柯的介绍

贾柯（1962～1985），济南人。198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考入济南军区陆军学校。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毕业后任某部排长。1985年6月，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所在部队为其追记一等功。

3. 贾柯的经历

贾柯是山东省济南市人，1962年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他能够穿上军装是费了一番周折的。父母亲只有他—个儿子，1980年贾柯高中毕业。那年，两位老人都已接近退休年龄，希望儿子顶替接班或报考大学。父亲想让儿子当一名技术员，母亲却盼儿子当名医生。正当两位老人争执不下时，儿子却提出要报名参军，而且态度异常坚决。母亲一就听哭了，一把将儿子拉到身边，说：“柯儿，你在我眼前我都放心不，若是离开家到部队吃苦受累，你让我怎么过呀”一直缄默的父亲这时也插话说：“孩子，难道你除了当兵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贾柯紧紧攥着母亲的手，恳切地说：“你们不要太替我操心了，参军到部队去我已想了好久。家里生活是比部队好，如果人人都伯吃苦，不愿到部队去，那咱们的国家，还有父母亲，靠谁来保护呢？再说，我从小就想穿军装当解放军，到部队就是再苦再累我也愿意！”父亲听儿子说的很有道理，不再说什么了。贾柯经过——番劝说，终于使母亲也想通了，就这样，贾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自愿来到部队接受战斗生活的锻炼和考验。入伍后，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虚心好学，在练冲锋枪跪姿射击时，一跪就是两个多小时，身上落满了一层厚厚的雪，手也冻麻木了，他却毫不介意。在进行通过百米障碍训练科目时，他凭看自己往学校练就的敏捷动作，很快通过了全程。但他还不满足，又腿绑20斤重的沙袋，练习持枪通过。在望越高墙时不甚跌倒，脚脖扭伤，他一声不吭，强忍疼痛，一瘸一拐地坚持练习，直到被连长发现后强令他到卫生队治疗。他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换来了丰硕的果实，年终考核获得了战术、技术等十一个科目的全优成绩，被团评为“军事训练标兵”，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部队一段时间的摔打和磨炼，他变得更加成熟，进取心更强了。他感到仅凭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军事技术要为部队建设多做贡献是不够的。于是，他抓紧业余时间啃起了书本。1982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济南陆军学校，经过两年紧张而严格的院校生活，他走上了部队基层指挥员的岗位。贾柯所在的部队进入临战训练以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带领本排战士苦练巧练军事技术和战术。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针对对越作战特点，革新成功简易潜望镜、简易灯光显示器、“八六一”有线无线两用对讲机等训练器材，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师团首长的赞扬。在进行班攻防战术示范科目演练中，他不怕苦累，带领战士们反复练习。训练中需要挖150米的堑壕，他带领全排，冒着酷暑连续奋战了两天，提前完成了任务。而他却因为劳累过度一下病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但他仍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和全排同志一起苦练。他还参加了为军、师首长相观摩的各级军事干部表演的训练科目，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致好评。1985年春，部队接防后，贾柯根据上级交结的任务，组织全排认真了解和研究敌情，观察地形，制定战斗方案，并随时准备执行增援任务。5月28日，他收到了来自遥远北方的家信。信中写到：“柯儿，你已有两年没回家了，我们总是盼望你能一下回到家里来。后来你来信说要去打仗，我们曾担忧过，但想到，你既然是为保卫祖国去战斗，就要打出个样子来。说句狠心的话，如果你在战斗中有个三长两短，只要是值得，我们会想得开的，绝不会向国家伸手更不会给部队增添麻烦。…… 柯儿，你要好好打仗，待你回来时妈会给你做蛋糕吃……贾柯眼含热泪读完父母的信，进入了无限的沉思……次日晨，他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向连队党支部表示：“请党支部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排，上刀山，下火海，绝无二话！”5月31日，越军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对我老山前沿发动了进攻。战斗进行到上午10点多钟，我阵地上的弹药已十分紧张，急需补充。正在“六二七”高地担任预备队协—连接到了向前沿运送弹药的任务。当时，担任排长的贾伺听说后，立即找到连长，把任务抢到手。他带领全排同志，一鼓作气跑到弹药库，每人扛上两箱弹药，他自己除扛着两箱弹药外，还另加两根爆破筒，和战士们一起向前沿进发。但是，前进的道路已被敌炮火严密封锁，行动十分困难。他命令各小组拉大间距，加快速度前进，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弹药送到了高地，为战斗胜利做出了贡献。6月8日下午4点多，他奉命带领全排担任连的第一突击队，在九连的配合下，去收复“二一—”高地一、二号哨位，任务艰巨而紧迫。他向全排动员说：“现在祖国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杀敌立功的机会到了，我们一定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完成任务。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战斗到底，为祖国争光，为大功连队争光！”听了他的动员，战士们士气倍增，战斗情绪极为高昂。他带领战士们目着大雨，不顾天黑路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进，按时赶到了待机地地域。他安排战士们休息待命后，又立即组织骨干，不顾敌人炮火的威胁，到“二五五”高地勘察地形，连续一昼夜没有吃上一口饭，合上一会眼。9日晚8时，他又奉命带领一班向“二五五”高地机动。他们忍着疲劳和讥渴，仅用40分钟就赶到了目的地。部队待命期间，他还主动为军工人员带路，协助三营长指挥在“二五五”高地的停留人员，在洞口担任警戒，并召开了党员骨干会，研究了攻占“二一一”高地一、二号哨位的具体打法。并为打好这一仗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0日晚9时5分，战斗打响了。在火线上提升为副连长的贾柯，带领第一突击队，突破敌人火力的严密封锁，率先冲了出去。当冲出100公尺左右时，敌—排炮弹向他们汀来，贾柯身后的两名战士负了伤，一名战士牺牲，他的右臂也被划破了。他来不及包扎，向身后大喊一声个“同志们跟我来！”班长邵其明、刘福禄跟着他冲到了“二一一”高地三号哨位。贾柯向哨位上我警戒人员问清了向二号哨位冲击的路线和具体位置后，便带领三名战友继续向上冲去。当他们接近二号哨位时，身后只剩下二班长刘福禄—个人了。他和刘福禄匆匆包扎好伤口，加固了一下工事，还未及喘息，只见六名越军向我洞口反扑过来。贾柯迅速端起冲锋枪，对着最前面的两名敌人一个点射，敌应声而倒，70余敌见同伴被打倒，进紧散开，纷纷向洞口投手雷，弹片击穿了贾柯的小腹，血水往外喷涌。刘福禄看到副连长伤成这样，向敌投去一颗手榴弹，急忙给他包扎，贾柯摆了摆手，用微弱的声音说：“快，快守哨位！”随后，他用疼痛颤抖的双手，好不容易才捆住伤口。刘福禄抹了一把眼泪，顺手抓起两颗手榴弹向敌人投去，炸死一名敌人，。其余见势不妙，赶紧缩回一号哨位。正在这时，敌一排60炮弹打来，一发炮弹在二号哨位爆炸，刘福禄不幸牺牲，身负重伤的贾柯继续顽强地坚持战斗。他把最后一淌血洒在了自己的阵地上。贾柯牺牲的消息传到了一连，战友们面对莽莽群山，默默地站立着，任山风吹动头上的黑发，任眼泪浸透脚下的热土……附：贾柯同志牺牲后，越寇出于对英烈的后怕和仇恨，将贾柯烈士的遗体悬挂在越军控制哨位的巨石前向我军示众，引起了我军战士的极大愤慨，最终权全歼越军，夺回阵地。

4. 贾柯的事迹

黑沉沉的夜幕降临在老山前线，炮弹撕裂开一道道口子，爆炸的弹片密如雨点，方圆不到400平方米的“二一一”高地的草木山石，瞬间变为一片火海。这时二号哨位只剩下我军某部一连副连长贾柯一个人了，他浑身是伤，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站起来，把仅有的三颗手榴弹投向悄悄摸到哨位跟前的越军……二号哨位保住了，促贾柯同志却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光荣牺牲了。